为什么武汉人的"松弛"发自内心。【人文评论】

“松弛”这个词语在被广义上海人异化以来，就一直保持着不一样的意义。在现代汉语词典中，松弛一般意味着两个意思：①制度不严格；②放松。而在我看来，武汉人身上的松弛，这二者意思都占。

本文的武汉人均指的是生活在武汉的人，而不管户口有无。

武汉人行事风格

如果要谈松弛，得先谈谈武汉人得行事风格。武汉人的行事风格可以用一个字概括，就是“赌”。

武汉人喜欢赌气。特别是街坊邻居之间赌气，上司和下属赌气，学生和老师赌气。所有你能想象到的地方，武汉人都不会忍气吞声，或者说各退一步这个词在武汉不适用。笔者生活的武昌区也是如此，数十年来从未变化。我朋友的母亲曾经因为谈生意，被人用铁撮箕刮破鼻子；街边做早餐的妇女，隔着百米与一个老夫对骂，什么样的污言秽语都能说出来；高年级的学生不服软不吃硬，“擂肥”现象层出不穷，笔者的小学同学姓邹，他用钢笔往这些混混的身上捅出一个大大的血洞，后来被通报批评。

一切都不是巧合，它是隐藏在所有武汉人中的性格。湖北其他落后地区的人跑到城里来，妄想在此处闯出一片天地，而这些鱼龙混杂的人造就了武汉人百折不挠的精神，和四面八方而来的人打交道成了武汉人的必修课。俗话说，“天上九头鸟，地上湖北佬”。和武汉人打交道，光靠坦诚是不行的。

武汉人的松弛

武汉人绝对是全国里最松弛的。人不会遵守交通规则，不管有没有信号灯，只要是路口就一股劲往前冲，因此交通事故也是全国发生率最高的。即使如此为何还不遵守规则呢？因为这些横冲直撞的人大多是忙于生计的底层人民。就在前几天有一件趣事，笔者上班要经过一处菜市场，里面大多数是卖菜的老妇人。在红灯时一名卖菜的老妇尽然径直闯过马路，整条通往白沙洲方面的大道被堵住。老妇也愣住了，可能一直以来她都是这样走的，不知为何今天行不通了。她带着斗笠左顾右看，前方的车子笛声轰鸣，混乱不堪的她终于调头往回走，前后持续了至少一分钟。

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“愚”的。我们当然记得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朋友们，把愚和病贫联接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。关于病和贫我们似乎还有客观的标准可说，但是说乡下人“愚”，却是凭什么呢？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地按喇叭，慌了手脚，东避也不是，西躲又不是，司机拉住闸车，在玻璃窗里，探出半个头，向着那土老头儿，啐了一口：笨蛋！”—如果这是愚，真冤枉了他们。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包谷，有一位小姐，冒充着内行，说：“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。”旁边的乡下朋友，虽则没有啐她一口，但是微微的一笑，也不妨译作“笨蛋”。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，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，那是知识问题，不是智力问题，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，连狗都不会赶一般。如果我们不承认郊游的仕女们一听见狗吠就变色是“白痴”，也就自然没有理由说乡下人不知道“靠左边走”或“靠右边走”等时常会因政令而改变的方向是因为他们“愚不可及”了。“愚”在什么地方呢？

费孝通《乡土中国》

乡里的人把村中习俗带到城里来，武汉人则不排斥反而是接受了这种松弛。倘若武汉政府加强交通规则管制如何呢。该无视红灯还是无视红灯——她们有孩子要养，有今天的菜要卖。她们不会用手机浏览《武汉市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若干规定》，即使交警给她们逮捕了也没有任何用，制度的优越性在这里荡然无存，用涂尔干的话说，人们移动的方向就规定了道路规定的方向。

而在衣食住行方面，松弛感是表现得最为厉害的。武汉人称呼吃早饭为“过早”，事实上真是如此，有些人买完早点后直接边走边吃，武汉人对于边走边吃近乎到了疯狂地地步。有这种习惯的其他中国地方是台湾，只是与台湾不同的是，台湾人的“食べ歩き”文化是小吃街普及的因素，而武汉人的走吃习惯则是为了工作压榨早餐的时间。在住的方面体现得更甚，老城区里清一色的赫鲁晓夫楼，这些破洋房相拥挤成一大片区域，这便是社区文化。社区分为好几个类型，①街区文化（Shop-house）：农民来到城里没有单独居所，住在商业街楼上，导致做生意的地方就是生活的地方。②社区文化（community）：有居委会或安保的公寓集体住宅。③飞地社区（Market-based Enclave）:在厂房或者仓库中集生活商卖一体的非正规居住群。而我所说的武汉社区文化就是这三种类型的混合，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，各种社区的人之间经常起冲突。至于笔者为何如此清晰，因为这三种社区我全部生活过。当冲突成为常态，规则就不再适用。占道经营、偷停车位、街骂现象是普遍的，市政府有时候会给出管制，但是效果不大。在街区生活过的人知道被成称为“麻木”的一种东西，具体来说指的是骑三轮车搬运货物的职业。他们是城市中的工人阶级群体，到了夏天就打着“糍粑”，浑身是汗，衣物只有几张破麻布。工人阶级的这些人是很容易互相起冲突的，但是到最后都会和解。上学时快迟到了还能让他们免费载我一程，他们不会因为你是小孩就不载你，现在看来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，但是如果他们不载我，班主任又会勒令我罚抄了。

城市化稳定增长, 人口流动频繁。城市化水平由最

初 的 46.4%增 加 到 56.6% , 以 年 均 1%的 速 度 向 前 发 展 , 湖

北省城市个数也由 10 个增加到 29 个, 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明

显快于农村, 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放开, 人口加速从农村流向

城区, 从中小城市流向大中城市。武汉市人口占全省比重逐

渐 上 升 , 人 口 集 中 化 程 度 有 所 提 高 , 人 口 集 中 化 指 数 由

1978 年 初 的 0.65 增 加 到 1989 年 的 0.70 ; 人 口 流 动 明 显 加

快 , 1984 年 武 汉 市 城 区 流 动 人 口 为 35 万 人 , 1986 年 达 到

65 万人, 到了 1989 年末就达到 80 多万人。

刘承良. 武汉都市圈经济联系时空演变特征分析. Diss. 2006.

武汉人的松弛还体现在热情的方面。和所谓的东北人热情、山东人热情最不一样的地方是，武汉人的热情起源于他们的”敌意“。武汉人很少会上来就自来熟，他们会通过施展敌意来看你头脑是否灵光值得交友。武汉人之间会常用调侃讽刺的语气谈话，有时干脆直截了当用脏字骂人。而如果你能不畏这些，那他们自然是甘愿与你交友，如果误以为这些敌意是针对你而收敛微笑的话，武汉人又会觉得你开不起玩笑。这种试探性的交友模式也是因为码头文化的发达，武汉人无法轻易信任刚刚认识的人，因而必须以这种方式来一次检验。

武汉人不守规矩，也乐于打破规矩，这种风格有好有坏。武汉的夏天会晒死人，可是老师在讲台上正义凛然地说：”心静自然凉。“殊不知是为了给学校省省那几度电费，连空调都不让我们开。我和几位同学无语至极，下了早自习趁着班主任不在，把门窗关紧，打开空调到十八度。班主任来上课时怒吼开门，我们是决然不会开门的，不管事后我们如何被叫到升旗台上批评，我和犯事的同学在台上又是怎样欢笑的。

我在人民医院趟过一次ICU，护士姐姐对我很好。只是ICU床正对着她办公桌上的双管白炽灯，我问能否将这灯关掉，看着灯我睡不着，她说理论上为了监视生命体征是不能关的。但是理论在我这，她就为我关了。我又问，能否把这个检测仪的响声屏蔽了，感觉很吵，她笑着对我说，这个是真不能关。

笔者列出的实例并非是要给不守规矩的人开脱，只是有时候人性的自由应该大于制度的权力，最近发生的”打碎火车玻璃事件“也是如此。

三年前，武汉改革医保，中山公园站附近发生抗议，老人们把整个江汉区线路堵得水泄不通，政府迫不得已关掉了前往中山公园的地铁路线。这些顽固的武汉人不得了，硬是把医保这件事搞得沸沸扬扬。笔者当时住在东湖开发区，当时政府基层官员就上楼挨家挨户问候，他们敲醒我的房门，详细给我介绍改革医保的重要性。我说：”其实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小市民能够决定的，资源配置对我们年轻人是好的，不过老年人就不见得同意了。“公务员尴尬的笑了。

江汉区疫情防控的时候，人民把那些水马推倒、踢烂铁栅栏，不出几天防控就失效了。而武汉在疫情时刚刚封城的时候武汉人又是很遵守规定的，外出的人非常少。是否需要管制，武汉人很清楚现在是怎样的地位，这与往常的武汉人咋咋呼呼的印象不同，当涉及核心利益时，武汉人民会真正思考这是否值得，如果是则遵从，如果否会毫不犹豫打破它。对于市政府而言，养着这些“刁民”是不稳定因素，可他们又毫无办法，当人民规定自己的方向时，政令的规制就不再有效了。

松弛与经济

武汉的松弛尽管持续了几十年之久，但它终究会有一天被取而代之，成为小资式的松弛，这不是人民思维改变了，而是经济体制迫使这些人放下那些侵入性强的松弛感。在武汉生活，人和人之间的隔阂确实不像大城市那么深。然而近年来，武汉的经济一直持续繁荣，新商场新文化雨后春笋般涌出，往日的交友模式也在逐渐淡化。可是人际关系的变化赶不上经济增长的变化。有些人被旧交友模式搁置的太久太久，乃至无法适应当今的社交模式了。

有个一直关照我很久的武汉妇女，说我到了日本后便没有人如此关心我了。她说的是对的，东京的市中心中野区、郊区日野市，养老城市多摩市我都住过。人们都忙活自己的事，侵入你我生活世界的社交模式并不存在。他们安静、文雅。可是这种安静带来的是另一种压抑，人们按部就班，用西装的领带书写自己的后半生。“我多么希望人们能够遵守交通规则，但是又不必带来经济沸腾的文化重生。”

细致的分工体系并非所有人都讨厌，划清界限的社交方式并非所有人都不想要。不必在乎这场”松弛变革“的损失有多大，笔者想注意的是——不管你愿不愿意，当武汉人开始遵守交通规则时，你也必须得板正身上的三英寸领带了。